湖北省民营经济研究会
在供给侧改革与需求拉动之间——当前中小型民企的可能选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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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吕乃基 擎励来源:信息部

对于当前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,主流媒体、网络媒体和各路专家已经有连篇累牍的分析和论述,虽然视角不一,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有轻重缓急之分,但共同之处是:不能因循守旧,沿袭老路。至于新路,有互联网,有工业4.0或第四次工业革命,有服务业,还有一带一路和供给侧改革,等等,不一而足。

本文中所指的企业不是央企国企,也不是顺风顺水的万达、阿里巴巴等大型、巨型民企,大致可以沿着现有的路径前行,而是特指在不同程度和不同方面处于困境的企业,主要是中小型民企。对于这些企业来说,老路不通,必须另辟蹊径,因而问题就集中在对新路的把握和选择上。


一、新路

形形色色的“新路”可以归结为两类:科技发展,以及跟随改革开放的进程。

依靠科技发展,主要有两点,互联网+,以及工业4.0或第四次工业革命,包括机器人。

互联网+已经说的够多了,仅就对中小型民企的影响而言,目前主要是在供应链和销售端。中小型民企体量有限,对于供应链难有作为,没有多大选择权;后者主要限于拓宽销售渠道,如果进一步由此了解把握消费者的诉求,会有更大价值。

总体而言,互联网+在当前对中小型民企的影响有限。

近来,特别是在达沃斯论坛上,工业4.0和第四次工业革命成为热议的话题。德国的工业4.0具有强大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基础,不仅在企业,而且在整个社会,以及具有多年的积累。

工业4.0集中于智能制造,再由下而上“升维”,提出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融合的标准。

美国的“再工业化”则集中于智能产品,由谷歌等互联网巨头由上而下“降维”。

中国制造2025既没有德国由下而上的地基,目前或许只有海尔和沈阳机床集团等少数企业具有继续攀登工业4.0的水平;也不如美国居高临下的气势,虽然中国有BAT,但主要在搜索、社交、交换和金融领域,较少向下进入制造业。因而中国强调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,与德国比信息化,与美国比工业化,无疑具有中国特色。

然而不得不承认,对于广大中小型民企来说,中国制造2025或许也只是2025年之后的梦想(这一点在后文还要谈到)。在市场相对稳定需求旺盛的领域,企业要是不差钱,机器人或许是眼下应对用工荒的一个选项。

第二条新路是跟随、响应改革开放的进程,其中又有多条选项。

1城镇化

2020年可能还会有2亿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待落户。每年有700万的大学毕业生,1300万的农民要变成城市居民。如果有70%的农民工在城市购房,就可能消化当前的库存以及保持稳增长。

河南省住建厅的调查表明,县级城市里农民的购房意愿高的比例高达60%至80%,买房的最大动力是子女教育和农村青年结婚。显然,在城镇化过程中在所涉及到的房地产等领域存在大量潜在的商机。问题在于,一二三线的城市会有相当大的差异。需要明确的一点是,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或疯狂或不规范时期已经过去。

虽然房地产风光不再,但城镇化还将推进。城镇化对于中小型民企的价值不是房地产本身,而是与房地产配套的行业与设施,如建材、装修、服务业等。

2一带一路,以及可以归入这一类的外贸和对外投资等

一带一路无论是项目还是资金都需要国家出面,央企国企自然会有更多机会,中小型民企若是抱团参与也有机会。企业在国内保持相对独立,再以联盟的方式走出去,以增强国际竞争力。李克强说:“要抱团出海,抱团取暖,在这么一个不同文明国度,体制文化差别很大的国度,我们要发展,一定要抱团,从矿业、装备业,大家也都要抱团,金融业也要跟你们抱团,国家会逐步制定政策,制止恶性竞争,自己和自己打内战。”

2014年民营企业500强累计海外投资额为255.15亿美元,同比增长53.83%。有106家企业参与“一带”,有89家企业参与“一路”,占比共计39%。

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旗帜下走向世界,在经济上的一大特点是,国家与企业形成“双主体”(另文讨论),企业未动,国家先行。国家为包括民企在内的企业搭台,央企做基本设施,民企随后跟进。中小型民企借一带一路之东风,企业或联或合,在这一过程中做大做强,回过头来带动在国内市场的发展。

一带一路,中国一开始信心满满,打算输出剩余产能,随即认识到必须与德国、法国等高端产能相结合,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。即使自以为居于高端的高铁,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遇到日本等国的激烈竞争,印尼等国漫天要价,中国既难以获利,而且还要自己承担风险。

至于输出引以为傲的外汇储备,在汇率大起大落和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后似乎已所剩无多,并无多大优势可言,2016年已有500亿美元的逆差。

一带,受叙利亚、中东反恐、乌克兰和欧洲难民潮影响;一路,受南海争议影响,剩下的或许只有政权更迭频繁和不明病毒连连的非洲了。对外投资相对安全的还是法治较为完善的G7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等国。央企国企的对外拓展因其国家背景和政商不分,让相关国家心生疑虑,民企会相对容易被接受。

一带一路必然带动中国中西部的发展,再进一步与城镇化产生叠加效应。机遇主要在位于“一带”沿途的西部城镇。虽然也有东突等因素干扰,但毕竟处于国内,安全与可控相对得到保障。这或许是中小型民企风险较小的选项。

3生态

因问题的严重性而被列入五大发展理念之一,绿色。

这些年中国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生态代价。随着十面“霾”伏等生态问题进一步加剧,官员的考核中加入生态指标,以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压力,国家终于痛下决心。

然而在这一领域同样存在不确定因素。生态问题的特点一是事后,有了后果方想起治理;二是后果的综合性和“异因同果”,难以条分缕析辨明责任,难以追根溯源查明真凶。放在中国语境下,还要考虑到责任方和受害方等各方的责权利是否清晰,以及背后无处不在的政府的身影。

生态行业虽然难度大,如果有技术实力并掌握政策,做得好将是企业、社会和政府三赢的局面。

其它如老龄化和二孩等,自然也蕴含着商机,此处不作赘述。

二、希望

上述方面虽然都给中小型民企带来机遇,然而具有相当难度和不确定性。供给侧改革无疑是当前改革的关键,然而除了呼吁降低税收和用工成本外,似乎与中小型民企没有太大干系,这一状况并不正常。

其中的一个原因是,在眼下漫山遍野皆“供给侧改革”之时,供给侧改革的完整表述“在适度扩大总需求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,作为前提的前半句,也就是“适度扩大总需求”,在有意无意间被弱化甚至淹没。实际上,正是在供给侧改革与内需拉动之间,中小型民企可能会发现发展的最大机遇。

1新的消费者与消费需求

国人出国抢购电饭锅、尿不湿、马桶圈,以及奢侈品和化妆品等,暴露出供给严重不适应需求。当下中国出现了一批愿意为高性能产品买单的中产阶级。在传统的“性价比爱好者”(压低价格,典型是淘宝网上的消费者)之中和之外,出现了不计或较少考虑价格的“性能爱好者”,他们需要的是性能及性能背后的观念、品味和格调。顺便说,一家杂志就是以后者为名占领了特定的高端市场。

奔驰汽车前总设计师说过“奔驰卖的不是汽车,而是一件艺术品,只是碰巧它会跑”,同样,特斯拉卖的也不仅是交通工具,而是环保、时尚。过去,中国人用马桶盖只是在卫生和舒适上过得去,现在,正如李克强总理说:“日本做的不仅是马桶盖,而是健康、保健”。中国的85、90、00后的一大特点是不相信广告,认同同一个消费阶层人的口碑。

在这样的人群中还需要差异化竞争,如精准扶贫那样精准定位。中国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多元价值观和社群林立的时代。从大众消费到圈层经济。只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和一定的属性,为一定的人群服务,就会形成有效的商业模式。

怎样才能满足个性化且“与时俱进”的需求?这就涉及前述工业4.0或第四次工业革命。中国在微笑曲线上位于谷底,一般认为出路是向两端提升,由制造向前上溯到研发环节,向后强化销售进而铸造品牌,“谷底”本身已经了无价值,然而这一理解并不全面。

工业4.0可以满足新的消费者与消费需求个性化小批量的要求。“互联网+”,所“+”的不仅是金融,销售,还有制造。位于微笑曲线谷底的制造环节由第四次工业革命而得以提升,获得新的生命:精准定位的制造,从而将微笑曲线作为整体提升到新的台阶。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,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、柔性化生产、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,增品种、提品质,创品牌。

2逆向思维,到农村去

“到农村去”,这是当年的一句豪迈的歌词,而今是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切实可行的行动。

当下,值此城镇化过程中资源向城市进一步集中之际,农村出现对资源的渴求甚至“真空”,这就为新一轮下乡提供了可能。一旦土地确权和流转的政策得到落实,新一轮下乡就有可能大规模展开,不是当年的上山下乡,也不是数年前的家电下乡,而是资本、人才和知识下乡,是作为“五大理念”之一的“绿色”下乡。

一些先知先觉者在成本最低时已经有所行动,不是像过去那样下乡办厂,而是从事农民熟悉的农业和畜牧业。以现代企业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,以现代科技武装他们,使之成为农业工人。同时完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,发展现代、生态和绿色的农业,进而改造传统农村,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。

中国,在中国制造2025、产业升级和发展服务业也就是瞄准“高大上”之时,有必要回到一产,从产业链的源头做起,在源头上解决困扰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。如果有企业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,消费者还用得着漂洋过海抢购洋奶粉和大米吗?到农村去,这里有多大的投资市场,回到城里,又有多大的商品市场

更重要的是,加强城乡联系与互动,弥合在建国初期造成,而后越发严重的城乡二元的分化乃至断裂,形成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。

再进一步,在坚持品质之时培育诚信,塑造品牌,当然,这一点不限于到农村去的企业。诚信,在当代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稀有资源,物以稀为贵,企业只要坚持诚信,以诚信立业,以诚信塑造品牌,一定可以得到高的回报,与此同时,企业也就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。

3去产能与新供给结合

“去产能”并不是丢弃,而是经改造后整合到新供给中,只有促进新供给形成新动力才能真正去产能。李克强总理举了这样的例子,“一个传统服装企业和一个智能可穿戴设备企业,两个结合一下,就可以创造新供给、产生新需求。”大部分行业都可以通过附加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管理模式等新财富形态的方式,形成新价值、新需求和新市场。

同时,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和市场化机制,再经过适度培训,实现因去产能而下岗的工人,与珠三角、长三角等地的用工荒对接。当然,那些眼下看似需求旺盛而处于用工荒的行业在低头拉车之时,也有必要抬头看路,以免自己变成下一波去产能的对象。

收购倒闭企业,将其土地、厂房移作它用,如发展创意产业和艺术沙龙(陶艺、布艺)等,以适应上述新的消费者和消费需求,这就涉及到资本运作。毕竟,当前世界已经由产业资本时代进入到金融资本时代,万宝之争就是明证。资本和资本杠杆在未来财富波动中的效应会急剧增加,皮凯蒂的《21世纪资本论》阐明了这一点。让资产在流动和变化中保值增值。

无疑,对于中小型民企来说,要把握上述各种发展的机遇,都需要苦练内功。内功,首先是认清形势。

最后,当下中国新供给最为迫切的不是高端消费品、新的技术,甚至也不是适配的资金,而是在制度和文化领域,是政策和诚信,一句话,也就是深化改革。减轻企业过高税赋,金融制度上对国企、外企、民企一视同仁。

2016年的两会上,习近平用“亲”、“清”两字定位和阐明新型政商关系。政府对企业的“亲”是普惠的“亲”,而不是某些或某一家企业特惠的“亲”。政府官员和民营企业家双方都要保持清白,不搞权钱交易。对民营企业家来说,就是讲真话说实情建诤言,遵纪守法办企业、光明正大搞经营。习近平对民企的三大希望是:希望非公有制人士能够健康成长;希望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健康发展;希望非公有制经济要切实履行好社会责任。

种种“选项”最终围绕企业的“使命感”,避免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,以做出正确选择,并持之以恒,避免见异思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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